《公民与性别（citizens-gender）》

发刊词

一个人能改变什么呢？

也许能改变世界，也许什么也改变不了。但对于多数人来说，至少可以尝试着改变自己。

“尝试”是一个很奇妙的词语，它提供了无限的可能，然而，在现实社会中，无论中外，“尝试”总是一段艰难的历程。性别，由于与性相关，与吃饭和生存的紧迫性等位，因此，对性别的尝试尤其困难。

不论是中世纪的欧洲，宗教对女性的性压迫，还是古代中国，性藉由道德和伦理，对女性的统治，都触目惊心。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，不仅是女人，男人也被“强制”地赋予种类繁多的思想、行动枷锁。

有人的地方就有社会，有社会的地方就有统治与被统治，强势与弱势，而性别就依借这样的逻辑被建构，被规训，被定格，而“性”作为一种生存必需品，像食物一样被争夺，被奴役，被剥削。

性别对于一些人无异于坟墓。

那是谁把性别变成了坟墓？又是谁窃取了性？

1981年12月1日，美国确诊了第一例艾滋病例，随后艾滋病引起了全世界的恐慌，迅速从一个医学话题延伸到人际关系、社会伦理、性等方方面面。当艾滋病被认为与“性”有关后，禁欲主义者很快增多，人们有充足理由相信只有禁欲，不发生性关系，才会是安全的，因为在艾滋病不能治疗的年代，感染等于死亡。

但就像古希腊丢失了贞操的圣女一样，人们发现性的压抑是如此困难，人们一方面对那些能真正禁欲的人投之以敬意，另一方面，一些人开始埋怨禁欲的不人道。

事实证明，艾滋病也阻挡不了性，禁欲的方法失效了，因为性似乎是不能禁止的。但艾滋病成功地将性别异化了，妓女成为艾滋病的高危人群，艾滋病通过“性”向人们输出了“淫荡”，那些性放荡的人有了新的标签。同性恋者也被认为是艾滋病的代名词，受到鄙视和打压。

然而，性别终究没有因为艾滋病变成坟墓，随着科学研究的进步，人们发现，面对艾滋病，所有人是一样的，一个人并不会因为属于某个群体而有太多不同，个体的选择和行为似乎更为关键。但是性别确实曾经进入过坟墓，性别的异化仍然在不断上演。

那些非主流的性、性别往往被视为异端，性的欲望，性别的表现，在社会压力下扭曲，一个个双面，甚至多面人，被塑造出来，熟人社会中的模样，陌生人社会中的模样，白天的模样与夜晚的模样，表现出极大的差异。

性原本是内生的，每个人都有各自的生理体验，性格、性趣、性象作为性的外化，则往往受到生理诉求和社会规则的双重影响，但遗憾的是，一些人在他者的标准下，变身他者的影子，完全抛弃了自身的生理诉求，对自身的性别属性改头换面，以新的方式继续着性压抑和性别的扭曲。

这样的性别是不是坟墓呢？

个体有个体的追求，这种主体性探索旁人很难触及，但社会是群体的社会，个人又难以避免受到社会的影响。但问题是，社会有没有给个体表达的空间和权利。在古代，“三纲五常”作为强加给中国女性的枷锁，已经成为整个社会的伦理和道德基础，除了个别女性，这种社会规约牢不可破。

而公民社会强调尊重个体的权利，倡导平等，更大程度地给予人们表达自身诉求的环境，成为当今世界的基本共识，从逻辑上讲，也给了性别认同以更宽松的环境。

但性别对于一些人来说，仍然是坟墓，因为他们放弃了尝试表达的机会，亲手消灭了人生的无限可能性，这无疑是悲哀的。

要知道，古今中外，那些被称为爱情典范的故事，梁山伯与祝英台，罗密欧与朱丽叶，无一不是在冲破性别世俗枷锁的模式下，被人们所认知和纪念的，而在性别背后，还有经济、权势、地位和家庭等多种固有模式的突破，确实发人深思。

一个人能改变什么呢？至少不让性别成为自己人生的坟墓吧。

《公民与性别（citizens-gender）》愿与大家一起寻找真正的性别自我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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